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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发问题困扰着中年男人何润锋。这位报道过尼泊尔内战、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的资深新闻人，在2018年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头秃了。
他第一次端详着自己照片中的后脑勺，硕大，中间开了光秃秃的口子，“在灯光的照耀下与周边的黑发形成强烈对比”。之后录节目，他希望妆发师用技术手段遮挡“日渐荒芜”的区域，提醒摄影师注意少拍后脑勺的尴尬。
这种纠结和焦虑最终促成了纪录片《秃然发生》的完成，聚焦那些饱受脱发困扰的男人。纪录片里，IT行业高管朱玮有20年的脱发史。头发一开始掉得慢，朱玮把长发剃短，后来直接用了卡尺，从六毫米到三毫米再到彻底剃光。与何润锋两个多小时的聊天里，他多次表达了自己的困惑：“经历过炮火的人，怎么还对这点小事这么在意呢？”
《秃然发生》总导演杨云苏和何润锋见面聊了四个多小时，何润锋的回答里，秃头一事似乎关乎体面，甚至涉及记者的公信力。一开始，杨云苏质疑这种焦虑的真实性，“你也不是靠美貌的”“这是事儿嘛？头发少两根怎么了？谁还能不信你说的话？”
聊天中，杨云苏逐渐意识到问题所在，“不相信别人的痛苦是真实的”。同时她意识到：“（男性）只有被凝视的时候，才会重视这件事情。那么被谁看呢？当然是被你在乎的人……男性也有容貌焦虑。”
“头秃了，人也变强了”——社交平台常常以此调侃那些脱发者。这个梗源于日本动画《一拳超人》的主角崎玉，他拼命锻炼获得了强大的力量，代价是永远失去了头发。
脱发等级共有七级，前三级，发际线逐渐从后移到脱落；四级到六级，前额和头顶部位稀疏直至断带、脱落；最高级七级，形成马蹄铁状的毛发带，永久不脱发区域毛发稀疏。从四级开始，脱发者真正开始变为“秃头者”。
“你不会当面随便说胖矮，但是谈到脱发的话题却总会带上一种调侃的色彩。”总制片人徐婵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方面，现实中真正的脱发者饱受身体缺陷带来的困扰；另一方面，脱发作为一个“全民话题”，在互联网中不断被大众戏谑、调侃与解构。
“他们（脱发者）无法把真正的痛苦去让别人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它（痛苦）被完全消解掉了。”徐婵娟说，“脱发的问题，给男性带来了什么？他们是怎么认识接受和承受的？有哪些痛苦？这些痛苦又是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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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好笑又那么心酸”
“为什么会把脱发当作一个这么大的事情？”制片人刘东啸并没有脱发的困扰，但是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纪录片团队一开始考虑寻找一些明星、脱口秀演员聊脱发的话题，但是没有想到很多人对此“特别排斥”。他们最终选择去寻找这些普通人。在社交平台，纪录片团队找到了那些受脱发之困的“苦主”，但是大部分拒绝了采访要求，不愿再面对这个问题。即使愿意受访，多数戴上帽子，背过身子或者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刘东啸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前在社交平台看到类似脱发的表情包会感到“可笑”，比如《隐秘的角落》中的张东升摘掉假发的那一刻。在寻找采访对象之前，他十分谨慎，想到社交平台中的那些脱发的“程序员”。他之前看过一个帖子，一则小视频中，程序员出现了脱发的形象，但是在留言中招致了大量程序员的抗议和批评。
“你可以有冲突、有矛盾，有赤裸裸的东西，但是最根本的底色要保持——是不是一个善意的基础？是不是要达成沟通交流、促进理解的目的？”徐婵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Mob研究院的《中国人头皮健康白皮书》显示，中国约有2.5亿人受到脱发的困扰，且每年以15%—18%的速度快速发展。90后脱发比例高达39.3%，超越80后，脱发现象呈现年轻化趋势。其中，46.7%的90后脱发者为严重脱发。
据徐婵娟观察，脱发影响最大的恰恰是普通的年轻人，“他们处于人生刚开始的阶段，所有的一切都是充满美好期待的，对个人形象的要求非常高，但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最明显的表征却出现了问题，导致了自卑的心态，对未来的想象其实一切都变得非常负面”。
纪录片里，25岁的小袁从19岁开始脱发，终日离不开帽子。他直言，帽子是他最讨厌的东西。有一次，小袁独自在家，摘下了帽子，风把门突然吹开，他以为有人进来，迅速拉起被子盖在了头上。发现是风后，他蹲在地上痛哭：“我什么时候成这个样子了？”
周围人甚至以此取乐。与朋友吃饭时，朋友突然拿走了帽子，他们吃惊于帽子下“惨烈”的头发，小袁更加崩溃，甚至感到“委屈”：“（为什么）大家都好好的呀？”
31岁的束先生排解不了这种“委屈”，要求父母“道歉”。纪录片团队通过网上的一段留言找到了他，束先生当时写道：“像我这样的烂基因就不要祸害下一代了。”与父母争吵未果，束先生说：“妈，您把我生下来干嘛？让我受这罪。”话音落下，他与母亲哭作一团。束先生曾有一个喜欢的女生，但想到脱发问题始终无法面对。
制片人刘东啸的好友，知名法律博主、律师“法山叔”同样提到一个故事。一位四十多岁的检察官，被老婆调侃“你也头秃了”，结果这位检察官感觉“伤到了自尊”，尽管平时也很少打扮自己，少有“容貌焦虑”，但在听到了妻子关于“秃顶”的玩笑后，一晚上的时间心情都难以平复下来。
一位叫李闪光的受访者给徐婵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闪光从小留着光头，别人送外号《魔戒》里的“咕噜”。之后他成为UP主，甚至主动在镜头前展示自己的“地中海”。徐婵娟看过李闪光戴假发的前后对比图，后者是一个帅气的形象。徐婵娟感叹：“看似好笑但是又那么地心酸，这种强烈的对比。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没有脱发困扰、不理解这个群体的人，我对他们的痛苦达到了某种理解和沟通……我想这是（李闪光）去自我和解的一种方式。”
植发成为繁荣的产业，但何润锋在纪录片《秃然发生》摄制中”卧底“相关行业，发现一些植发者的专业水准令人担忧。 （片方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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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焦虑”？
生发的民间偏方在脱发者之间广为流传。据说，生姜切片，在脱发处反复擦拭，每天两到三次便可刺激毛发生长；或者，黑芝麻研磨成粉，配上蜂蜜揉成丸服用，便可重新长出一头浓密黑发；甚至，用啤酒洗头、淘米水洗头、花露水洗头……能够减缓头发的脱落。
除了这些传统偏方，脱发者通常会选择调理身体状态、服用保健品或药物、参与植发手术等几种方案。从日常养护中的头发清洗、食疗、按摩仪、专业养发馆等，到医疗养护的米诺地尔、非那雄胺再到植发机构，头发养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2021年6月，植发头部机构雍禾医疗向港交所发布IPO招股书，援引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中国毛发医疗服务市场预计以复合年增长率22.3%的速度于2030年增长至1381亿元——“百亿植发，千亿毛发，万亿生态”。
2022年4月12日的直播中，知名网友“花总”提到一个国外的研究，1998年澳大利亚媒体集中报道有三分之一的男人遭遇脱发，将造成各种各样的情绪创伤和影响就业，但是现在发现，当时报道浪潮背后是公关公司推动，委托者竟是一家药厂。
纪录片唯一的顾虑恰恰来自商业。刘东啸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行业是一片红海，不免需要与各种机构打交道，我们会比较小心谨慎。”纪录片中出现的植发机构等，全部用“某”来代替，避免广告之嫌。
纪录片里，何润锋拜访了多位业内人士，解答自己关于植发的困惑。一位植发机构的创始人劝说其植发：“做完头发之后，眉毛再做起来，一看，哇，太帅了。”好头发网的创始人徐峰直言：“不该植发的去植发，用药物就能好的用户去植发……这是一种怪现象，医疗脱离了本质，现在就是在贩卖焦虑。”
徐峰还提到，毛囊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但是执业一年以下的医生，植发时取毛囊的成功率不到一半。通过关系，何润锋甚至花了3800元“卧底”了一家植发培训班，两天理论和一天实操。在实操课上，有一位自愿成为“小白鼠”换来打折的顾客，19位学员观看一遍后上手实操，各自取下两个毛囊。38个不可再生的毛囊极有可能面临失败的风险。
培训课最后，机构老师教给学员如何去“赚钱”。比如，一台便宜的植发仪器仅需要几百块。在某电商平台，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在一些植发器械店铺，毛囊提取仪的价格在400元-800元不等。除了提取仪，还有配套的养护仪、检测仪、清洁仪等，全套落地不足千元。
通过裁判文书网，纪录片团队找到了一位特殊的毛囊维权者。2017年，“北漂”河南人朱志彬在一家医美机构花费两万八千元植了3500个毛囊单位。后来对着照片数了几遍，发现只有2000个出头。朱志彬自创了一个计算方法，将头皮用井字划分为九份，给每一个疑似的毛囊标上红点，五个毛囊为一格，最后数出的结果为“2172”。
这场纠纷持续了将近五年。在裁判文书网，关于朱志彬的判决有五份，从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北京高院民事裁定书，法院认为“朱志彬计算毛囊的方法亦缺乏明确依据”，最终“驳回朱志彬再审请求”。
在见朱志彬之前，刘东啸猜测这应该是一个“执拗”的人，官司一败再败，一审再审，每次都要交一笔钱。见面后他却发现，朱如此“温吞”。刘东啸能够共情，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终于以为能够通过掌控头发来掌控人生，但是成为“噩梦”的开始，不断再为自己的头发去“周旋”。
“一个毛囊对于脱发的人意味着什么？它的重要性是什么？他的毛囊永远地都失去了，这是一个悲剧。”徐婵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过去，朱志彬一直都是自己打官司，何润锋找来律师朋友，律师说仅仅根据照片无法判定手术区域和数量，并且说“如果没有新证据，想要走抗诉的程序，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基本不太可能”。听闻此言，朱志彬望向何润锋，苦笑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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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长期和你的头发相处”
花总2020年去植发技术较为发达的土耳其，经常看到头上缠着纱布的男人。他与当地从业者交流，谈及一些中东国家、日韩等亚洲国家，对脱发问题似乎十分看重，但是欧美客人非常少。花总好奇的是，“这是不是一种文化差异？（脱发）是不是在我们的文化里被过度渲染了，才导致焦虑这么严重”。
拍摄时，何润锋来到医院，听到一位脱发的老师，和医生讲起自己最难受的事情——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字，听到背后的小学生在嘲笑，转过头后这些学生又沉默。“有的职业和大众接触的时候，需要顾及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之前录节目时，有网友留言调侃何润锋的小眼睛：“请主持人睁开眼睛说话。”这些声音他从来不在意，但是为什么偏偏在头发上如此在意？有一次和电视台的朋友聊天，何润锋偶然听说台里的很多主持人都戴假发。何润锋在微博如此写道：“一头健康而茂盛的头发似乎早就成了端庄仪表和公信力的必要条件。”
纪录片里，假发行业的从业者罗林川深受“秃头”困扰。他向何润锋比划着，如果有可能，甚至想用一根手指头来交换。罗林川本来是一名大学老师，工作体面、生活稳定，脱发毁了自己的生活，人开始变得“唯唯诺诺”，甚至连路都不敢去问了。
“头发少我觉得很多人会联想到猥琐。塑造犯罪分子、坏人，要体现出这种东西，就把头发弄少，因为他们肯定是经常动坏脑筋。”罗林川说。直到戴上假发，他的自信回来了，而且从来没有在第二任妻子面前摘掉过假发。
脱发有时会同样因为偏见产生“正向”效果，“法山叔”刚刚工作时，参加一个上市公司的并购项目，遇到一位脱发的律师。包括“法山叔”在内，甲乙双方都想当然地认为这位律师一定很“资深”，表现得很尊重，结果没想到这位律师年龄只比自己大一岁。
“我不断在想，可能真的是我们被培养起来的一种审美标准……在别人的偏见和对别人的偏见中长大的，甚至我们就是那个不经意的加害者。有朝一日到了我头上，自然会觉得这是个大问题。”何润锋这样反思。
纪录片团队曾找到某位相亲市场从业者。刘东啸好奇的是，在相亲市场，脱发还是不是一个排序靠前的问题？结果这位从业者询问了一些70后-90后的女性，大家反应一致，脱发似乎完全不是一个问题。这些女性同时反映，她们的另一半反而非常介意这件事。
“男性会把这当一个事，但是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可能又不是一个事。可能在这些女性看来，收入、社会地位等，这些可能是更重要的，头发反而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这位从业者对刘东啸说。
纪录片里的张建宏，因为秃头，数次相亲失败，开始全网征婚后走红，后来医美机构为其免费植发，终于成功找到了女朋友。三个多月后，两人分手了。“没头发的时候以为是头发的事情，头发的事情解决了，发现不关头发什么事情……头发后面还有身高，身高后面还有肚子，肚子后面不知道还有啥。”徐婵娟说。
纪录片最后，何润锋来到了上海“光头协会”。光头老外们劝他勇于打破大众刻板印象。老外们议论纷纷：“你把头发全剃了，这样他们就不会关心头发了，你可以成为首位光头新闻报道主持人。”一位老外更是说：“我感觉女人因为形象受到的审视要比男人强烈得多。”
纪录片拍完后，别人总爱问何润锋前后想法的变化。“我对它（植发）的期待没有像拍片之前那么充满着希望，想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即便植完发还是会面临一些问题，如果你之前在意，植完发还是会在意，心理包袱还是会在，你还是得学会怎么长期和你的头发相处。”何润锋说。
“很多脱发的朋友都是挣扎过的……为什么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选择去跟自己的头发搏斗？”何润锋和朱玮聊到最后，发现两个人都有共同点，“自己选择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如果我又没趣味，又没头发怎么办？”朱玮开玩笑说，“一个人有趣比有头发更难。这件事不是关于头发还是内在，内在更残酷，还不如接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