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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专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可再生能源抹平各国资源差距，全球能源体系面临彻底洗牌
“双碳目标”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的能源结构将发生一次彻底洗牌。
近日，中国碳中和50人论坛成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指出，化石能源占比过高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问题，而全球的低碳化转型将为可再生能源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可再生能源更多依靠技术，这抹平了各国在自然资源上的差距，未来能源利用将不再是资源争夺，而是技术竞争。
可再生能源成本的快速下降，有望在全球掀起新一轮的高度电气化浪潮。
在新能源领域，中国首次和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而历经四十年的追赶，中国的制造能力、研发能力、资金投入能力、市场规模早已今非昔比，中国或将迎来一个“华丽转身”，走到低碳技术的最前沿。
低碳为经济转型提供新动力
《21世纪》：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国只有30年时间，短于大部分发达国家，其实现难度如何？
周大地：全球的低碳化转型是放在所有国家面前的共同挑战。2019年全世界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是83.7%，中国和美国的化石能源占比都是84.7%左右，化石能源占比过高是共同的问题。
目前发达国家社会生活高度依赖油气资源，其人均能源消费高于中国，比如欧盟大概是4~7吨标油，而中国是三吨多标煤，中西方各有各的难处。
对中国而言，难处在于能源结构中煤炭比重超过一半，效率较低，经济结构偏重。更重要的是，不同于西方国家已完成工业化，经济增速较低，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经济仍保持着中高速增长，产业都有进一步扩张的冲动，如果没有低碳的约束，经济增长和能源之间有可能保持一个较高的弹性系数。
好处在于，中国并不需要达到欧美等国所处的浪费型消费阶段再推动低碳转型，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中国不会重复西方在低能效状态下形成的巨量的基础设施。比如美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推广空调，而如今美国大部分空调设备都已非常落后。
《21世纪》：低碳的约束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如何平衡减排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周大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到现在为止，中国高耗能产业的产量已远超发达国家曾经达到的水平。比如，钢铁累计人均产量冠绝全球，钢铁产量全球占比高达53%，水泥产量全球占比接近60%，如今这些重化工业大都出现过剩现象，进一步扩张已没有多大空间。
对中国经济而言，产业结构本身也到了一个必须调整的阶段。依靠基础原材料大量投入、大批量制造低附加值产品是不可持续的，这部分市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已进入饱和阶段，中国经济正在摆脱单一的规模导向，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
所以不论有没有减排的约束，中国经济都已经到了转型升级的节点，而全球的低碳转型，或将为这一过程提供新的动力。
《21世纪》：目前核准待建的煤电机组达1亿千瓦左右，预计还有1亿千瓦的机组纳入规划，如果上马，煤电总装机将超12亿千瓦，如何看各地新增煤电的冲动？以地方能源集团为主的国企为何成为新的投资主体？
周大地：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网，装机总规模已超20亿千瓦，比世界第二（美国）多出了近一倍，欧洲各国大都在1亿千瓦左右，而国内很多地方觉得新增一两亿千瓦只是增长了10%，是正常的。
建煤电厂的冲动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要说服各地并不容易。
第一，现在电力的增长势头依旧很快，各地都有较高的电力需求预测，火电是满足这些需求的主要手段。
第二，不少地方将用电看做经济的晴雨表，不管结构与效率如何，只要用电量放缓就会担心经济出问题了。
第三，不同于其他商品可以差异化竞争，电力是通用产品，无好坏之分，各地都有争夺电力市场份额的冲动。
其四，大型国有电厂建设煤电时，占地等问题容易解决，工程投资较为集中，而建设分布式的新能源系统则需要处理更多的社会问题，重新组织员工流程，加大管理性投入。
事实上，现在很多火电厂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整个火电的负荷率是在下降的，年运行小时可能都不到4000小时，再新增煤电可能会出现亏损；另一方面，不建又怕发电量被别人分走，彼此都想把自己的碗做大点，希望其他人退出，陷入“囚徒困境”。
而且一些地方认为，不管怎样，把电厂盖在我这，GDP上来了，投资也有了，发电也不用从外面买了，最后就造成现在欲罢不能的状态。
不能以用电量衡量GDP质量
《21世纪》：为何不能单纯以用电量来衡量GDP的好坏？怎样看近日打击比特币挖矿的现象？
周大地：前些年，很多电力富裕的地方，比如内蒙古、新疆、四川、云南等，都巴不得让比特币挖矿留在本地，数百亿度电被用在挖比特币上，这空耗了大量能源，挤压了实体经济的供给，同时滋生了金融市场的大量投机炒作，百害而无一利，然而曾经很多地方都在鼓励。
中国最近开始强调节能降耗、提高效用，这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必须重新明确的一个理念是，用电量高并不等于经济好，更不意味着经济质量的提高。刺激用电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减少浪费、少用点能源是好事应该是一个常识。而不少地方靠多用能源来算GDP增长，这种消耗型的经济增长只会加重资源负担，降低经济效益与质量。
同时，这也说明中国节能提效的潜力是巨大的，中国工业上先进节能技术的普及率不到30%，中国还有好几亿的中低压和亚临界机组，投入一部分资金做技术改造，其能效可以提高将近10%，每一度电节约几十克煤，然而由于电厂不怎么赚钱，缺少投入技改的动力。解决类似问题，需要在电价、投资机制、企业运行目标等方面推动综合改革。
《21世纪》：电力系统的绿色化转型不能靠自由市场竞争来解决，原因是什么？市场与政府将分别扮演何种角色？
周大地：现在煤电厂那么多，如果压缩总量又自由竞争的话，必然是彼此为了生存而恶性竞争，谁都不想主动退出市场、赔钱也要做，造成市场扭曲。
环境经济学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外部性问题的内部化分析。关于环境问题，市场从来不会自己解决，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确实是有效的，但在确定社会发展目标上就是无效的。所以我们要利用市场的机制，尽量缩小转型的成本，但是不能由市场来决定转型的方向。
中国的绿色转型一定要有一个目标来引导，然后在投资、利润、税收、价格、金融等方面调整市场运行系统，建立完善的市场引导机制。
比如，尽管原料来自国外，但中国大量出口钢铁与成品油，将污染留在了国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退税，生产同样的东西卖到国内需要交税，而出口国外却有不菲的退税，一些产品的退税率甚至高于利润率，这会养活国内的亏损企业，如果调整退税机制，就能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21世纪》：能源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触动部分地方、部分行业的利益，如何调整、平衡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
周大地：这是一个至少30年时间的过程，30年前中国总的电力装机规模才两三亿千瓦，所以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
在能源结构调整中，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分布式发电、智慧电网、充电桩管理等，这些领域都会形成新的更高级的产业，整个行业会出现一轮重构，一些行业可能消失，但也会涌现出更多的机会，而这需要重新学习与开拓，如果守着煤炭别的什么都不想干，可能确实会很难受。
在能源转型上，国内各个地方的压力差别很大，比如此前核电项目大都建在沿海，内陆则以火电为主，后者的压力要更大。比如山西的经济和煤炭直接挂钩，压减煤炭意味着经济会受到较大冲击，完全自己来承担并不现实，过去忙着挖煤，发展的都是大型机械等技术，虽然现在扩大科研投入，搞煤矿自动化、智能化，但煤矿都关了，智能化又有何意义？
所以，应从全国范围统筹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部分地区可以率先实现达峰，同时可以考虑通过适当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比如设立低碳转型基金，帮助困难地区有序达峰并转型。这也借鉴了国际上的普遍经验，比如欧盟确定了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但有些国家难，有些国家容易，于是他们就建立了类似的帮扶计划。
新能源技术抹平资源差异
《21世纪》：如何看中国能源发展的现状？“双碳”目标将为中国能源行业带来哪些影响？
周大地：中国用了几十年时间，从一穷二白到目前已掌握了全套的化石能源开发技术，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目前，中国的采煤技术已进入世界第一序列，煤电规模世界第一，水电规模也是世界第一，核电技术也取得诸多突破。事实上，在传统化石能源开发上，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追赶过程。
现在全球的能源体系都正面临一次彻底的洗牌，在低碳技术上，中国终于有机会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很多技术我们没有，国外也没有。
而现在中国正在积累自己的优势，历经四十多年发展，中国的制造能力、研发能力、资金投入能力都已今非昔比，如今新能源技术进入中国，能够实现大规模生产、大幅度降低成本，在生产和市场双向反馈过程中，能够实现产品快速迭代、不断增强创新能力。
因此我认为，在这次全球绿色转型过程中，中国或将迎来一个比过去漂亮得多的“华丽转身”，走到低碳技术的最前沿。
《21世纪》：近年来中国的新能源取得长足进展，未来中国在全球新能源开发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周大地：在新能源开发上，中国和发达国家是并跑的关系，而且中国后劲儿大，很有可能跑到前头，这一方面得益于制造与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得益于巨大的国内市场。
我去看过海上风机，没有足够的制造能力真干不成。数万吨的作业船，起重机要将海上风机上吊100多米，海上风电的基座钢管上百米长，要打进海底几十米的深度，具备这种工程能力的国家并不多。
如今新能源中光伏超过70%是由中国制造的，中国制造的风机全球占比也超过30%，放眼全球，能在质量和性能上与中国竞争的选手并不多。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中国也进入了平行竞赛的阶段。
问题是，现在有些人有些舍不得，觉得搞了30年，好不容易拿到手里成为老大的化石能源不忍放弃，但须知全球低碳化是不容阻挡的趋势，现状绝非终点，而且新能源技术正在快速更新，不进则退，千万不能错失全球绿色转型的机会。
《21世纪》：在全球绿色转型中，扩大可再生能源比例将为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改变？
周大地：首先，以煤油气为主的化石能源更多是一种基于自然禀赋的资源，全球在化石能源上的竞争除了开发技术，还包括对资源的抢夺，这带来了地缘政治、能源安全、资源储备等一系列问题。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则更多是一种技术，风和光是地球上普遍存在的，无需进口，这抹平了各国在自然资源上的差距，以后的能源利用将不再是资源争夺，而是技术竞争，谁有技术谁就拿到了资源，拥有技术可以出口技术而非资源，没有技术就连自己的资源都没法利用。
其次，可再生能源价格正在快速下降，15年前光伏发电的成本大概4元，现在基本实现平价，甚至比平价还便宜，光伏正在进入“一毛钱一度电”时代，其技术和组件成本下降的很快，如今更多的成本在于施工、用地等其他成本。而化石能源正在逐渐衰竭，且带有地缘垄断属性，新能源的崛起意味着全球利益的重构。
再次，如果电价便宜到0.1元左右，将在全球推动新一轮的高度电气化浪潮。
电力是最清洁的能源，原有的能源利用以末端处理为主，这是因为此前电是化石能源发出来，价格必然高于化石能源，所以能不用电的就尽量用化石能源，比如烧天然气就比用电炉热水便宜，如果电力价格开始低于化石能源，由于前者在清洁、自动化、可控性、安全性上表现更出色，必然会带来新一轮的电气化。
比如，一开始电动车的体验肯定不如燃油车，但近年开电动车的人正在快速增加，到2030年电动车与燃油车的体验和性价比有可能完全翻转，而汽车的电动化也将加快其智能网联化进程，因为控制系统更简单，自动驾驶在电动车上实现起来要比燃油车容易得多。
（作者：夏旭田,缴翼飞 编辑：李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