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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越来越热，除了高温，你对家里一柜子的衣服，有烦恼吗?
是不是觉得，换季的废旧衣物，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投放，直接扔垃圾桶又有点可惜。
其实，废旧衣物是我国倡导的可回收再利用的再生资源。然而许多废旧衣物最终不得不被丢进垃圾桶。
中国循环经济学会一项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约2600万吨旧衣物被扔进垃圾桶，再利用率不到1%。
怎么会这样?
回收渠道少，旧衣物进了垃圾箱
要么找不到回收的地方，要么旧衣物回收箱太远，要么一些回收渠道不友好、回收优惠不具有吸引力，很多人就直接将废旧衣物扔进了垃圾桶。
在杨浦区，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随机采访了30位居民，大多数人异口同声“找不到回收的地方”。有人还拿出手机，翻出小区业主群聊天记录。有人在群里询问“哪里可以回收旧衣服?”回复多为“同问”。最终，群里只有1个人推荐了附近小区的旧衣物回收箱，可从小区拎着大包小包走到那里，起码10分钟，想想还是扔垃圾桶算了。
其实，上海许多小区经过“定时定点”改造，均在投放点设置4种垃圾桶。其中，蓝色的可回收物桶，专门用来“吃”可回收物。
但有超过20位居民表示几乎没见到过“蓝桶”，或者不知道“蓝桶”是干什么的;还有居民虽然见过“蓝桶”，但对其缺乏信任，觉得“蓝桶”里的可回收物最终还会被垃圾车当成干垃圾运走，没有进入循环利用链条。
记者随机查看两个小区垃圾箱房内的“蓝桶”，里面空空如也，而有些干垃圾桶里，可以见到一些被丢弃的冬衣，甚至还有棉被、棉花毯等，因为体积太大，被扔在了垃圾桶旁。
此外，一些居民不愿把废旧衣物投放到“蓝桶”，是认为其价值较高。“衣服不像塑料瓶、易拉罐，买的时候就不便宜。”一位居民坦言，以前衣服都能卖钱，现在没有其他回收渠道，扔到“蓝桶”里一分钱也没有。
↑虹口区某小区内，废旧衣物等可回收物或混入湿垃圾桶，或被随意丢弃在路边
↑闵行区某小区内，居民由于找不到可回收物垃圾桶，小区内又没有其他回收渠道，只好把废旧衣物暂时堆在过道内
除了“蓝桶”，难道没有其他渠道了?
爱买衣服的龚小姐说，她曾将换季的废旧衣物送到快时尚品牌门店回收，或在网上商城下单，预约快递上门回收废旧衣物。为吸引消费者参与，这些快时尚品牌给出一些诱人条件。比如，顾客将旧衣物带到任意一家H&M门店，一袋旧衣物可换取一张85折优惠券;ZARA则表示在其官网下单时，可申请一次快递免费上门回收旧衣物。
可时间一长，回收路途太长、不方便等问题便暴露出来。龚小姐说，打包旧衣物，尤其是大衣、外套，要用好几个袋子装，而且重，如果不开车送去门店，太折腾。快递免费上门回收旧衣物的优惠只有一次，此后再叫快递，要自费，也无法长久。
门店捐衣太累，快递送衣受限，快时尚品牌的旧衣物回收途径对消费者而言不太友好。此外，信息不畅，知晓度低是另一道坎。
记者在3家门店随机采访了15名顾客，仅有3人对品牌的旧衣回收计划有所耳闻，把旧衣带到门店投放的顾客只有1人。
优衣库南京西路旗舰店的店员说，该店一层的旧衣物回收箱往往要一周左右才能塞满，顾客大多选择周末来投放，以穿一件新衣、扔一件旧衣的方式为主。要大多数顾客专门带着旧衣物跑一趟门店，几乎不可能。
收运成本高，“跑一车亏一车”
载重1吨的收运车跑一天成本在600元以上;以每吨500元收购3吨废旧衣物，一天总成本超过2100元，去除其他成本，1000多元/吨出手勉强保本。
源头缺少专门的回收渠道，或渠道不够友好，是小区废旧衣物难以被回收利用的主要原因。在这背后，其实是中端废旧衣物收运体系“打不起精神”。
“章鱼回收”目前在上海投放了40多套可回收物智能回收机，但能投放废旧衣物的智能机只占两成。
“机器投放点位太分散，收运成本太高，只有选投放量相对稳定且价值较高的一些可回收物品种，才能维持正常运营。”章鱼回收相关负责人范昊翔坦言，“章鱼回收”智能机在上海投放至今，回收的废旧衣物才200多斤，的确让人“打不起精神”，因此会等到废旧衣物投放达到一定规模，再增加对应功能智能机的数量。
↑可以回收衣物的智能回收机，在上海的数量并不多
“旧衣服卖到下游收购站，1公斤才0.5元，利润太低，只能在社区里无偿地收。”上航新村“两网协同”示范点的专职管理员郭巧元说，小区里平均每天只能收到五六公斤旧衣服，一个月集中起来跑一两趟收购站，才勉强赚几十元。要不是社区现在直接和收运公司对接，由收运公司定期上门清运，让管理员少了奔波之苦，这废旧衣物就可能成为让人提不起兴趣的“垃圾”。
对于回收价格缺乏吸引力，上海新锦华商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孙亚明十分无奈。他表示，以前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许多可再生资源一直贬值，近年来稍有好转，但收运可回收物的人力和物流成本却在不断增长，导致可再生资源的源头收购价上不去。
此外，随着传统回收箱、智能回收机等业态纷纷进入废旧衣物回收市场，废旧衣物回收单位彼此之间为吸引客流，还在打价格战，导致废旧衣物回收行业越来越无利可图。不久前，经营智能回收业务的“小黄狗”就被曝光拖欠工资、解散团队、关停回收服务……业内普遍悲观地认为其已基本宣告退出“战局”。
↑上航新村“两网协同”示范点管理员郭巧元把废旧衣物从可回收物收集袋中分拣出来
孙亚明给记者算了笔账，新锦华目前进入大部分小区清运可回收物的车辆载重上限是1吨左右，这种车跑一天，司机、搬运工两个人的工资，加上油费，成本在600元以上;假设这车每天能送3车即3吨废旧衣物回中转场，按照每吨废旧衣物500元的收购价计算，此时，衣服还没卖给下游，至少2100元/天的钱已经先付出去了，这还没算每车实际装载旧衣物的空间损耗率、旧衣物的杂质率(15%至20%左右)，以及中转场的租金、分拣员分拣废旧衣物的成本等。
这种情况下，如果每吨废旧衣物不能以高于700元的价格卖给下游处置企业，那铁定“跑一车，亏一车”。“对废旧衣物，下游的收购价一直压得很紧，实际是以1000多元/吨的价格出手，扣除成本，勉强保本。”
正是考虑到废旧衣物等低价值可回收物的窘境，就在这个月，《上海市可回收物回收指导目录(2019版)》发布，将织物类中的衣物(外穿)、裤子(外穿)、床上用品(床单、枕头)、鞋、毛绒玩具(布偶)等列为低价值可回收物，即生活中具有一定循环利用价值，但单纯依靠市场调节难以有效回收处理，需要经过规模化回收和集中处理才能够重新获得循环使用价值的固体废弃物。
指导目录提出，上海各区可结合本区实际情况给予专项资金补贴，让它们从干垃圾桶里重回可回收物桶。上海绿化市容部门表示，目前静安、长宁、徐汇、虹口、普陀、松江、嘉定、奉贤等8个区已制定低价值可回收物补贴政策，其余区的政策正在加快落地。
窘境：除了出口，目前没更好的出路了……
废旧衣物只有找到低污染、高附加值的循环利用方向，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但目前除了出口，国内废旧衣物没有附加值更高、可规模化量产的出路。
中端收运单位日子不好过，末端处置企业亦是如此。
记者辗转联系到江苏一家废旧衣物处置厂的负责人，长三角地区每个月约有1000吨废旧衣物通过各种渠道运入该厂。“目前所有废旧衣物经过粗处理，全部销往非洲，每吨赚几十元顶多了。”该负责人坦言，由于从业门槛低，且国外市场需求量大，这一行竞争激烈。
↑位于印度的一家旧衣工厂
除了盈利少，这类废旧衣物处置厂还面临巨大的环保压力。2017年，环保部联合发改委等部门印发通知，在全国开展废旧衣服等再生利用行业的清理整顿。据介绍，目前从事废旧衣物处置的经营者大多没有环保审批手续、未办理工商登记，所在地方政府一旦清理，只能关门。“上海废旧衣物产量较高，且货源质量稳定，我们厂原来开在上海周边，但这些年一波波清理下来，现在越搬越远。”
环保是根本底线，也是循环利用可回收物的主要目的，但随着环保要求的日益严格，可回收物的回收变得越来越不方便。“尤其是运输成本，这两年迅速增加。”孙亚明透露，过去长三角地区几家集中处置废旧衣物的下游企业，都在地方环保监管的重压下关停，导致上海周边很难找到废旧衣物的下家。
似乎废旧衣物只有找到低污染、高附加值的循环利用方向，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但江苏这家废旧衣物处置厂负责人坦言，目前除了出口，国内废旧衣物并没有附加值更高、可以实现规模化量产的出路。大多废旧衣物经过“开花机”被打碎，作为蔬菜大棚的保温材料或铺设地面的基材;颜色白一点、杂质少一点的，顶多做成清洁布、劳保手套、座椅填充物等产品，但利润均没有明显好于直接出口，还要冒环保风险。
“一般垃圾越是细分，价值就越高，比如废旧衣物，厚的不如薄的值钱，因为薄的好处理，出路也多。”但孙亚明说，由于末端附加值高的出路很少，分拣属于“吃力不讨好”，目前中端收运单位其实不太做废旧衣物的细分，而是混在一起打包，直接出售给下游，相对利润更高些。
↑在可回收物中转场站，废旧衣物大多以整袋打包的方式存放，等待运往下游的处置厂
也正是在低技术、低利润的“逼迫”下，近年来一些处置单位铤而走险，伤害了整个行业的形象。比如，一些废旧衣物回收箱打着“慈善捐助”的名号，免费回收衣物，顶多捐几批衣物“秀”一下，实则转手把衣物贴牌当成新衣销售，或卖给下游处置企业谋利。“这导致整个行业背上骂名，所有产业链上的企业都活不下去，最终伤害的是废旧衣物循环利用这件事本身。”
如果市场机制彻底失灵、废旧衣物“重生”之路受阻，后果会怎样?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我国服装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服装产量222.74亿件;根据中国服装协会测算，2018年我国全社会完成服装总产量约456亿件。假设一年丢弃的服装量和产量相当，没有通畅的回收渠道，数百亿件服装将进入垃圾清运处置系统，无疑是巨大挑战。
废旧衣物的窘境，其实是所有低价值可回收物目前境遇的缩影。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指出，垃圾资源利用企业的科技化水平直接影响垃圾资源利用的量和效，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激励、财政扶持、产业引导等方式，促进相关企业科技创新，提升垃圾资源循环利用的水平和效益。
日本川崎环保城就是一个可借鉴的范例，其以位于川崎临海地区的企业为主体，以开发资源循环型、环境协调型产业作为经济振兴支柱，已逐步发展成为环保企业和研发机构集聚的新型高科技绿色环保工业带。其壮大绝非一蹴而就，当地政府实施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比如改革税制，当地涉及垃圾循环利用的中小企业使用指定节能设备，可享受7%的税额减免以及一定年限的减免税措施。
杜欢政认为，上海在符合条件的区域布点建设若干市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园，给予政策倾斜，让更多使垃圾通过循环利用获得高附加值的项目生根开花，是取得“价值认同”的有效出路。(陈玺撼 胡幸阳 巩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