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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问题。在对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综述之前，首先应该把握资源及资源型区域的内涵。资源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资源只包括自然资源，根据耗竭后能否再生可以将其分为耗竭性资源与非耗竭性资源；
广义的资源不仅包括自然资源，还包括经济、人力、信息、文化、智力、旅游资源等在内的社会资源。资源型区域中的资源一般均是自然资源。肖劲松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源的内涵与外延也得到相应发展，不仅包括矿产资源，还应包括旅游和农林牧渔资源。
“区域”一词涵盖的范围较广，在研究中一般均以行政区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是国家层面或国家内部的省、市、县等，也可以具体到某一个社区。因此，将资源型区域界定为依赖本区域内的矿产、林木等自然资源优势，并形成以该资源开发与利用等相关产业为核心的经济体系，是资源型经济特征较典型的区域。
资源型区域以资源开采加工为主要产业，对自然资源有着很强的指向性和高度依赖性，资源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相比其他地区更为强烈、深远。资源型区域开发初期，自然资源储量丰富而人造资本相对稀缺，因此经济发展更多地受到人造资本作用。
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推进，经济增长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量，资源损耗和环境破坏引发了资源空心化的现象，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也随之凸显。资源对经济的约束表现在资源的总量或结构对经济发展规模、速度和模式等方面的制约。
Nordhaus用资源增长阻力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在发展中有无受到资源约束的指标，在研究中以加入资源要素的扩展索洛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有资源约束的增长模型和一个无资源约束的增长模型，得出美国受到0.0024自然资源阻力的结论。
Romer通过将自然资源和土地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分析经济增长，认为资源的限制引起单位劳动产出的下降，并最终制约了经济发展。MurilloZamorano通过包含资本、劳动和资源环境的多要素模型，证明了能源要素对于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So-rensen和Whitta-Jacobsen同样将土地和石油纳入索洛模型通过多国数据分析了资源对经济的制约作用。在国内学术界虽然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像国外那样丰富，但对于我国经济是否受到资源约束的问题，大部分学者还是持肯定态度。
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指出，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但与此同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的矛盾也日益加剧，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保障程度和人均占有量相对偏低的情况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
郎一环、王礼茂等指出石油、耕地、淡水、森林和矿产等的消耗性短缺，将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全面、长远的发展；江小涓、宋旭光、罗浩等也认为在我国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中，资源约束更值得关注；
薛俊波、王铮、谢书玲等根据Romer的假说，对我国资源消耗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对我国经济的增长尾效为0.014548的结论，说明由于水土消耗过快，我国经济增长每年要降低1.45%，因此必须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加强对自然资源使用的控制和保护，开源节流才能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对于如何规避资源制约，国外学者大都把通过技术进步和环境政策来缓解能源危机、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替代能源来支持经济发展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Brock和Talor认为应该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生产率和节能减排，使产业从稀缺资源消耗型进行结构升级，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Giuseppe通过纳入可再生资源和其他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框架，对废物循环再造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和资源二次利用的可行性进行了解释，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对资源消费征税和补贴资源循环再利用的方式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
一年后Giuseppe又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拓展，通过考察由技术引起的耗竭性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可替代程度的变化来分析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技术进步不仅消除了不同形式资源之间的转换壁垒并提高了彼此之间的替代程度，同时还可以提高废弃物循环再造的效率。
因此，技术进步对于经济来说具有积极的作用，可以作为发展经济的有效路径。KojoMenyah、AbdulJalil等人也分别对中国和南非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国内多数学者试图从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优势和劣势出发，寻找处于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路径。
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来克服资源约束，产业结构的变动通过影响资源再生率和消耗率，对长期和短期的经济增长施加了间接作用，因此应该通过构建资源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经济体系，降低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源消耗量，进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
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以上途径还不足以缓解资源约束，而应从全方位着手来化解难题。罗浩指出除技术进步之外，还可以通过产业转移，即向外地转移劳动力和资本来对外地的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从而缓解本地区所遭受的资源硬约束；
张景华通过对经济增长中自然资源效应机制的分析，认为要素流动、技术和制度安排为资源制约经济增长提供了主要的渠道，因此要依靠资源管理制度创新、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培育优势产业等方式来破除资源瓶颈；胡跃龙指出应该促进石油、电力、铁铝矿等重要战略性资源的多层次多元综合替代来提升资源对经济的支撑能力；
王磊、刘卫平则都提到了用金融工具来缓解资源的约束；赵鑫铖认为我国自然资源存量和数量上的有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不利于我国资源比较优势与技术比较优势之间的转换，因此应该从政策和制度两方面着手，不仅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来提高资源生产率，同时还要降低人口增长速度和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来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矿产资源的开发使用为社会经济带来大幅度的发展和进步，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资源型区域尤其如此。德国鲁尔的多特蒙德、埃森、杜伊斯堡市，澳大利亚和日本北九州的诸多地区在发展中都普遍面临着生态条件退化、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难题。
国内大部分资源型区域，如陕北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和山西省内城市，资源虽丰裕但生态条件相对脆弱，气候干旱、水资源和土地资源贫乏，大规模的能源开发、生产、加工及运输使得当地的水土流失情况进一步恶化、三废污染严重，加剧了生态环境的负荷，也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
此时经济增长从两方面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资源的使用；另一方面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金碚认为环境问题的本质是工业化中期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为了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尤其是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导致了我国资源型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恶化。资源型区域环境问题与矿产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密切相关，也有许多学者从矿产资源产权方面来探析其产生原因。
陈积岩、李云燕认为造成环境破坏和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于矿产资源产权不明晰，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体系不健全以及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体制不健全。王素琴认为煤炭产业引起环境问题的原因在于微、宏观环境政策失灵、环境管理失灵、环境“市场”失灵和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惯性作用。
另外，环境问题的产生还包含了一些制度因素和技术因素。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制度安排追求的最优目标不同：在资源型区域发展初期，制度目标更倾向于激励经济发展，只有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才会将激励目标转移至资源效率和环境质量。
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往往会放松对高污染行业的管制，甚至是采取默认和纵容的态度，以环境代价换取经济发展成为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另外，我国工业技术具有弱原创性和强模仿性，环境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加之高污染企业对环境技术的挤出，也是导致我国资源型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
为补偿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环境损失，国外学者纷纷将视线投向政府，希望通过政府管制和制定相关的税费制度来解决经济生产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如Ligthart、Ploeg提出将污染防治支出列入政府公共财政预算，通过纳入政府支出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得出严格的环境政策会对改善环境品质有着积极的作用。
对于实施怎样的环境政策，Elíasson和Turnovsky通过分别考察污染税、排污权交易和政府直接管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严格的环境政策虽然对环境保护有正效应，但却会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而且在同等的前提下污染税和排污权交易比政府直接管制效果更佳。
在实践方面，美国在较早时期就颁布了《国家环境法》、《露天采矿控制与复垦法》等相关法律，对矿业的生态环境进行管理规制。鲁尔区对土地进行了细致的整体规划，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成功地对当地的水资源和绿地森林资源进行了生态恢复和重建。
日本九州借助完善的法律制度和产业政策，通过政、企、民三结合的方式，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建造生态工业园区，治理环境污染，现如今更是将环保作为经济的支柱产业来支持。另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生态补偿机制来应对环境危机，如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等拉丁美洲国家开展的环境服务支付，日本和美国则针对部分流域实施流域管理计划。
国内学者也对改善资源型区域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措施展开了研究。一部分学者认为对环境进行治理，重要的首先是完善矿产开发中的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建立相关的补偿制度，并通过“立法约束、政策引导和行政监督”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来恢复生态。
蔡绍洪等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对矿区居民与企业间的利益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只有在协调均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争取社会综合利益的最大化，实施生态补偿制度才能实现资源、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王辉提出对生态环境进行动态补偿的措施，对矿区的生态服务价值-补偿成本-补偿效益进行系统动力分析，通过生态补偿测度模型来具体选择实施静态补偿、动态补偿和过渡类型三种补偿策略。王育宝、胡芳肖针对耗竭性资源外部环境成本的分析，认为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补偿措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法律法规，明确矿区资源环境的治理界限和责任；二是推行资源的开采许可证和开发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三是建立资源价值补偿绿色生态税制和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对环境损害开展社会化补偿。还有学者认为应该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
结语
乌敦等通过对鄂尔多斯市1984-2004年产业结构变化和生态效应之间的定量研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与其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周进生、贺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