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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闵庆文：最权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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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记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就从鼓鼓囊囊的公文包里拿出十几本《世界遗产》杂志。一期的封面主题是讲“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十周年”，另一期则是“2018年中国新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实践创新”。
这是闵庆文特意准备的。去年开会时，他也向同组委员分发了杂志，“介绍一下农业文化遗产”。闵庆文于2005年开始参与相关工作，十几年了，他不仅是这项事业最重要的推动者，也是最忠实的宣传员。
你或许去过红河哈尼梯田，感慨过风景如画；也可能品过来自云南普洱古茶园的茶，感慨过宛如仙酿。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些地方，都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实际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它们都是传承到现在的活态的农业生产系统，也是一类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它们蕴含着丰富的农业多样性，经典的农业生态技术，优美的生态文化景观，独特的民俗文化，以及有文化内涵的生态农产品。”哈尼梯田的紫米和红米，内蒙古敖汉的小米，浙江青田的田鱼，贵州从江的香禾，陕西佳县的红枣等，就是这些农产品中的典型代表。
农业文化遗产多位于重要生态功能区、民族文化丰厚区、经济欠发达地区。我国目前已经认定的91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涉及到104个县，绝大多数都处于生态脆弱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其中有40多个还是国家级贫困县。“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怎么把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闵庆文说。
发展是最好的保护。因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系统性特征，需要探索有别于其他自然与文化遗产地的保护与发展方式。
“应当辨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区域与关键要素，在不影响遗产价值的前提下适当引入现代技术，不能过分强调保护而忽视了发展和当地人生活质量的提高。”闵庆文说，农业文化遗产遵循的是动态保护理念，应当充分发挥遗产地生态与文化资源潜力，建立以有机生产、功能拓展为核心的产业融合发展机制，建立生态文化型农产品的品牌，拓展农业的功能，实现农业与生态、文化、旅游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农业文化遗产地具有重要的生态与文化服务功能，闵庆文呼吁，应当尽快建立起以生态补偿和文化补贴为核心的政策激励机制。而且，还要建立包括政府、科技、企业、农民与社会在内的多方参与机制，要通过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发掘、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提高遗产地农民的文化自信。
尽管中国已经是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事业的重要推动者和引领者，但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保护重要性仍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农业文化遗产的名气还不够响，农业文化遗产的家底还不清楚。闵庆文希望，有关部门应当尽快组织开展较为详尽的全国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普查，“这是一项基础性、紧迫性的工作”。
采访结束，有记者感慨，曾旅游的地方就是农业文化遗产地，却并没有多加留意。“那是因为你没有找到一个好导游！”闵庆文笑着说，“我可以很自信地说，我是到过农业文化遗产地最多的人，也是从事农业文化遗产工作最长的人，可能才是最好的‘导游’。”
全国政协委员苏权科：用科技创新护航港珠澳大桥
短短的胡须、咖啡色夹克、粉色衬衣……在驻地见到苏权科时，他原本要去吃饭，但当记者问起港珠澳大桥，他当即放慢了脚步。
自2018年10月24日至今，港珠澳大桥已正式通车129天。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总工程师，苏权科清晰地记得这个数字。120年使用寿命，抗8级地震、16级台风……港珠澳大桥建成后，被誉为“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赞誉，苏权科说：“作为一名桥梁人，我们遇上了好时代，大家拼着力量建成了这座给中国人争气的大桥，实现了几代桥梁人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