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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因素——人工智能异化的直接原因
人工智能是引领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重要动力，是人类基于自身的需求所创造的劳动对象，同时，人工智能也是独立的社会存在，工具性是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这导致人工智能异化的直接原因就是人工智能本身的特性，这让人工智能诞生之初就难免成为与主体、自然相对立的存在。
1、违反自然的客观规律
人工智能是人类通过以自身作为媒介将大自然的物质进行转换形成的劳动工具，人工智能本身是属于大自然的，当然，人工智能是人类创造的，本身也是属于人类。人工智能的出现是劳动工具不断进化的结果，即意味着自然在不能直接满足人类需求的情况下引发的人类对自然的二次改造。
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改造与人类对大自然的改造是相对的，即在生产人工智能的同时意味着对大自然进行能动性的改造，而人工智能作为人类违反自然客观规律的工具，不言而喻具有了违反自然的属性。
因此，人类对人工智能的生产，意味着破坏了自然界原有的存在物种和秩序结构，具体表现在人类创造的工具必然会成为继续探索自然的手段，不断增加对大自然的索取力度，不断侵蚀着大自然原有的生态平衡，成为违反自然的存在。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自然资源被发现的程度也不断扩大，不论是深埋土地下的矿产资源还是存在海上大陆架的天然气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不断被人类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与自然的关系是相对的，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毁灭自然的工具，也可以成为保护自然的手段，我们要科学使用人工智能，让其成为保护环境的有力武器。
2、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
人工智能是基于大数据、算法生成的，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不断延伸，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教育、医疗、到军事、生态环境等。
正如数据主义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用数据表示，事情可以用数据处理，“数据主义以其前所未有的优势在改变着人类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剥夺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自由交流，限制了人类精神的解放，导致了‘技术霸权’和数据异化现象出现，数据异化必然会导致以数据为驱动的AI的异化。”
正是因为在大数据下的技术生成的数据特性在过程、结果的表现都是特殊的、复杂的、不可预知的，成为人工智能异化的直接原因。
一是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特性是特殊的。人工智能的劳动方式以人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为原型，通过对人类劳动形式的复制实现机器替代人类在社会上的职业。人工智能的技术生成特性是特殊的表现在人工智能劳动形式与人类劳动的相似性，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复制和模仿、对人类职业的替代，导致人类失去了对人类社会劳动的唯一控制权，人类的劳动的主体地位受到威胁。
不同于以往的工具对人体四肢的拓展和延伸，人工智能实现了人与非人在脑力上的互通。人工智能的存在意味着人类脑力的外化，让人类的脑力劳动成果可以复制到机器上，从而实现人的智慧走出身体的局限，让机器如同人一样思考、去工作。
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系统的多元社会体系控制模式的出现，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实现对城市情况的分析与治理，杭州市发行的“城市数据大脑”是平台型人工智能中枢系统，可以在城市资源上实现对城市良好管理和分配。
二是人工智能的技术生成是复杂的、不可预知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生成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与诸多技术相互联合、组成的新产物，人工智能的复杂性表现在人工智能具有极强的外在辐射性，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上衍生出不同技术分支，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所涉及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
人工智能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人类不能有效掌握人工智能的发展状况，更不能发现人工智能导致的社会问题。同时，人工智能的技术生成是不可预知的。新的技术不断推翻我们对以往的认知，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状况我们没有确定的方向和轨道，人工智能会对人类的劳动替代到什么程度？
人工智能技术辐射的领域是整个人类社会，并随着技术的发展生成智能成果的无限可能中，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网络会不会像一张可以无限放大、没有边际、不会消失的渔网？诚然，目前渔网的末端掌握在人类手中，而一旦人工智能拥有自我意识，人类自身便成为被渔网束缚的鱼。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技术创造了人类社会的无限可能，生成了更加繁荣的社会生活。在当今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我们极大的享受着人工智能所提供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智能服务，智能导航可以让初到此地的陌生人迅速熟悉当地的交通、美食、风景；智能监控可以无时无刻抓住每一个可能被错过的细节；智能家居可以在让人在工作之余避免家务的糟心。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可能是往返倒退，我们所能做的便是未雨绸缪，在未知的危险到来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保持理性的态度。
主体因素——人工智能异化的内在原因
人工智能是以大数据、算法作为基础的，大数据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细枝末节，针对人工智能的异化原因，不能单一、片面地只思考人工智能自身的层面，还要考虑到主体作用的因素。人类是人工智能的研发者、生产者、使用者，主体因素才是人工智能异化的更重要因素。
1、主体认识的缺陷
人类价值理性的缺失表现在人类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技术理性主义将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手段作为最终的目的，而不是把人作为最终的目的，把人的行为作为最终的价值。
技术的存在是为了彰显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工具是人类凸显自我价值的途径，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技术财富，导致技术理性霸权，消解人的生存意义。例如商家通过大数据计算个性推送的有效性，不断利用所知的用户信息，为自己谋取最大的财富，甚至充分利用大数据资源不断征服、控制人类主体的行为和意识。
工具理性的盛行意味着人类价值理性的缺失，人类一味的追求财富的最大化，从而忽视了人类自由、意识的解放。
2、主体能力的局限
主体能力的局限表现在主体认识能力的局限和劳动能力的受限。人类的认识能力受到所处时代和身体的制约，人类不可能准确预测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走向和具体情况，更不可能像人工智能一样储存海量、具体的知识，人类的大脑承载能力是有限的。
这就意味着人类不能完全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同时，人类的认识还受到专业的限制，单个人几乎不可能完成对人工智能及其分支在技术、应用方面的全部了解，这就导致很难有人从人工智能整体去研究智能科技。
人类劳动能力的受限是人工智能在劳动能力对人类的超越，造成人类在劳动市场面临着被排挤的状况，同时，人类过分依赖于人工智能的技术，造成人类相关劳动能力产生退化。
例如，问诊、开方是传统的诊病手段，而如今电脑的终端互相连接，互联网拥有大量病人的生病状况、治疗方式、治疗效果，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不同病人的发病状况，开出高效、准确的治疗方式，从而实现对医生的工作的部分替代。
3、主体交往的限制
人类主体的实践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从空间的角度来看，人类的交往实践在借助人工智能工具的帮助下突破了空间的局限，但是，异地交往的问题也随之产生，诸多以网络为媒介进行交友的用户受到了对方年龄、性别、颜值等方面的欺骗，甚至遭受到了情感、财产等方面的损害。
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在网上交友的用户会陷入消息回复的“怪圈”，会产生他人信息回复的“幻听”等幻觉，甚至会胡思乱想。虚拟交往加速了人与人现实交往的分离，当人们越来越对智能对象投入情感和行动，他对现实对象所付出的情感和行动便会减少，人们越容易沉浸在虚拟社会之中，从而逐渐脱离现实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