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富经废品再生资源回收(致富经废料利用回收)

2023-07-07 1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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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乌鸦校尉

几天前,一条关于我国废纸回收率的新闻,登上了微博热搜。

目前,我国废纸回收率已经达到了90%,超过了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

评论区一派和谐,大家纷纷为之叫好。

有的上来就是夸,希望能够再接再厉,早日达成100%的白金奖杯成就:

有的夸赞起了小区里没日没夜守在垃圾桶旁边的大爷大妈们,他们为废纸回收做出了不少贡献,功不可没:

有的分享了自己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如何节约纸张的,以及卖纸箱得来的钱买冰淇淋格外香甜的经历:

还有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让废纸回收率可以更上一层楼:

随着近年来对环保概念的深入宣传与理解,资源回收也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与行业,与之相对应的,正是我们从小就很熟悉的废品回收。

废品回收迄今为止,至少也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早已为大家所认可。

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百废待兴。政府号召大家正确看待废品,这些“破烂儿”能够回收再利用,对于工农业生产,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

卖废品也成为不少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是一件颇有自豪感的“趣事”。

而不知何时起,“收破烂儿”的大车已经从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城市中的废品回收站也踪迹难觅。

今天,这一行业仿佛又从寒冬期中复苏并且崛起,与之前相比,似乎增添了更多规范化与组织性。

只是人们的生活中,能看到的只有垃圾桶上的分类字样,以及等候在那里的“小区回收军”。

时代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不少人的生活轨迹,也为行业带来了不同的机遇。

1

1956年,北京成立了物资回收公司,下设废品回收站和代购点。

公司里工作人员队伍庞大,有收购员走街串巷,从居民手中,收购各种废弃物资。

也有宣传员,不光在大街上张贴海报、宣传单,也走到工厂里,讲解回收政策,以及如何分类回收和再利用。

回收的物品包括废布条、玻璃、橡胶等等,回收后再卖给生产单位,制成棉毯、酒瓶等等。

这些废弃物资,帮助不少工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解决了原材料不足的问题。据统计,1956年,北京市30多个金属生产合作社,利用1万多吨烂铁代替新铁板进行生产,度过了停工危机。

同时因为废料价格低,降低了生产成本,生产出来的物品物美价廉,颇受大家的欢迎:

比如第一制毡生产合作社,利用废旧的毛料代替新毛,制作出的帐篷,成本降低了22%;

几个木器生产合作社,回收几分钱1斤的碎木头,制作出了不少家具;

就算是大骨头棒子,也要先炼油,再做成骨粉,绝对不浪费一丝一毫。

为了加深人们“变废为宝”的观念和印象,1958年,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还举办了为期半个月的“废品利用回收展览会”。

在会上,你能看到的一切展览品,都是工厂生产的边角料,以及居民手上淘汰的旧物件制成的:

好看的床单被罩,来自纺织厂的碎花布拼接;象牙一般的台灯底座,其实是废弃的牛骨头刻成的;各式各样的桌椅板凳,不少都是锯木屑重新合成的……

这些废料在人们的手中,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碎布料拼接示意图

作为国营单位,废品回收公司的管理是很严格的。

无论是钢铁厂还是纺织厂,都会产生边角料。企业中会设置废品暂存地点,并且专门设置废品管理员的岗位。废品回收公司的收购员,直接和企业里的废品管理员对接。需要收集的时候,站点就会派人上门。称重后,单位和单位之间转账,不采取现金收费。

而家庭产生的废品,收购站会派两到三人,上门收购,分别负责记账、收钱、称重等工作。为了防止盗窃案件,非生活来源的废品,必须有户口登记才能卖。

在回收价格上,计划经济时代的废品价格统一,不能高抬,也不能降低。不同种类的废品价格明细清晰,收购员可以参照。

同时,公安局也会定期到库房查账,以防有违法回收的情况。

在那个年代,由于物资缺乏,废品回收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支援了国家的生产建设,节约了原料,为国家创造了财富。

尽管如此,在当时人们眼中,废品回收员也依旧是成天和“垃圾堆”打交道的人,哪怕福利再好,又是正规军,也还是“不体面”的工作。

不过很快,这种“不体面”,就被另一些人取代了。

2

198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废旧物资市场交易也逐渐兴起。不少人来到北京,在垃圾堆里“淘金”,这帮人被称作“拾荒人”。

他们逐渐取代了废品回收公司,做起了废品回收生意。而提到这一行,绝对离不开河南固始。

固始是人口大县,也是农业大县。1978年起,由于实行了包产到户,不少人开始外出打工。

最初,他们到北京的工地上干活,后来开始捡废品。于是其他人纷纷跟随,成为了“废品回收大军”中的一员。

仅仅是固始县何寨村,就有80%左右的劳动力,都在北京回收废品为生。

而在固始县出来的拾荒人中,又以“破烂王”乔保锋最为有名。

1985年,15岁的乔保锋辍学北上,来到北京开始了自己的拾荒之路。

为了方便,他找了一家建筑公司上班,没事时就去捡一些建筑垃圾,然后卖掉,第一个月,他就捡出了2000元的成绩。

靠着在建筑工地捡牛皮纸袋子,1986年,他就赚到了一万元,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于是尝到甜头的他,果断辞职,成为了一名全职拾荒人。

乔保锋的生意越做越大。一次,他收购了昌平水泥厂里堆积成山的包装袋,本想卖给废品回收站。在别人的指点下,他果断把袋子卖给了山东的一家爆竹厂,赚了好几倍。

为了方便,他买了一辆二手货车,并且招揽了不少同乡,一起捡垃圾,形成了一个团队,手下多的时候能有上百人,业务也扩大到了附近厂子的所有废品。

他为自己定下了目标,那就是垄断当地整个废品回收市场。

而他也确实做到了,成为了昌平一带赫赫有名的“破烂王”。

这些活跃在垃圾场的人们,也被形象地称为“扒拉族”。

他们每天活跃在各大垃圾场,每当垃圾车卸料后,就一拥而上,把能回收利用的垃圾掏出来,进行分类:

成捆的废纸、码放整齐的塑料瓶,装筐的碎玻璃、成堆的金属……

有人负责过秤,有人负责包装,还有人负责销售,就像公司一样。于是这些人也被称为“扒拉公司”。

那时候,北京有10多个这样的“扒拉公司”,“职员”收入不菲,来北京两年,就能在老家盖起好几间房。

但是,来北京的人越来越多,可资源是有限的。很快,废品回收站出现了越来越多不是废品的物件。

比如钢筋、铁棍,又或者钢板角头,甚至有小偷去工厂偷贵重的铜材,景泰蓝花瓶都能被偷走损坏,然后出售。

认识到这个商机的人越来越多人,还有人为争地盘发生聚众械斗。到1997年,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拾荒者犯下的,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为了东西动手也是常有的事。

乔保锋成了反面教材。

1999年,想成为一个真正企业家的乔保锋,承包了一家铸造厂。然而他对此一窍不通,经营起来十分勉强。

井盖、自行车、铁管,等等等等,都被扔到了炼钢炉,当成了试验品,甚至还扔进去过废弃手榴弹,造成了爆炸。

除此之外,他还偷电,并且在事情败露后,死不悔改,企图威胁供电局局长。

最终,数罪并罚,他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9年。

价格不透明、回收站脏乱、拾荒人员上门不安全等等,多种问题,在人们心中埋下了隐患,虽然没有给行业带来太大影响,却也让人们对这个行业的印象再跌一层。

3

当然,不是没有成功者。来自四川巴中的杜茂洲,也是靠着垃圾堆致富人群中的一员。

杜茂洲做过小学代课老师,也当过无线电修理工,但每月22元的工资,只够勉强糊口,一旦遇到风吹雨打,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1989年,为了还清家中的欠债,33岁的他不得不像很多老乡一样,到北京打零工、谋出路。

在度过了一段举目无亲、寻工无果的日子后,他发现,大多数人避之不及的垃圾堆,其实是一个宝藏。

那年秋天,他托一个老乡帮忙,到了位于焦庄的一处垃圾填埋场。

做过无线电维修的他,看到垃圾场里丢弃的收音机、录音机等电器,一下子就高兴得不得了,只要修一修,这些都能卖钱。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大块的铜铁,都很值钱。

开始捡垃圾后,杜茂洲一天就能赚到在老家一个月的收入。两年时间,他就把家里欠下的六千块钱欠债还清了。

巴中老家的乡亲们见此情况,纷纷来投奔杜茂洲。

在经过当时环卫部门负责垃圾场管理的工作人员许可后,杜茂洲带着同乡们进驻了北京的垃圾场。他们每月人均能在垃圾山上捡出1500元收入,但这对于后来的杜茂洲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

2005年,杜茂洲的公司“北京茂洲学琼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在通州成立。也是这一年,他登上了CCTV,成为了“拾荒者公司化运营第一人”。

同乔保锋相比,杜茂洲走的这条路更加光明。

垃圾回收这条路,致富的方式大同小异,关键在于富起来后,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厦门首富林秀成,早年从事钢铁贸易,倒卖废钢铁边角料,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如今,他旗下的三安集团已经是集光电高科技、光生物科技和半导体集成电路等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方威,靠着在辽宁抚顺收购废铁,进入钢铁产业的核心环节,

他旗下的方大集团,已经是一家以钢铁、医药为主,兼营矿山、房地产等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他本人也成为了“钢铁首富”。

图:林秀成

张茵,当属这些人中最耀眼的一个。

1985年,27岁的张茵放弃了深圳一家待遇优厚的合资企业的财会工作,带着3万块钱,独自一人跑到了香港。

由于之前曾经受过一家造纸厂委托,去香港收购废纸,张茵很快了解到内地纸张短缺,浙江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于是她干起了“收废纸”的生意,逐渐建立属于自己的废纸回收网络。

彼时的中国,造纸用的速生林建设还严重滞后,绝大部分高档纸原料,都需要进口的废纸和木浆。

很快,香港吸引了不少客商来做废纸生意,张茵在通过和内地造纸厂的合作过程中,也吸取了不少经验,很快生意就做了起来。

1988年,张茵建立了独资造纸厂——东莞中南纸业,制造生活用纸。

1990年,张茵开始在美国拓展废纸回收业务,成立了中南控股公司。公司以极低的价格在美国收购废纸,再运回中国,以低廉成本生产出高档纸。

1996年,张茵在东莞投下1.1亿美元,成立了玖龙纸业。1998年7月,第一条生产线建成投产,每年可生产20万吨高档牛卡纸。2000年6月和2002年5月,她又先后斥资安装了两条生产线。

玖龙纸业以三条生产线、百万吨产能确立了中国包装纸板龙头企业的地位,并且不断新建生产线。

经济蓬勃发展,“世界工厂”生产的产品都要高质量的包装,玖龙纸业的产品自然供不应求。

玖龙纸业早已成为欧美最大的纸原料供应商,更是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废纸环保造纸的现代化包装纸造纸集团之一。

时至今日,玖龙纸业更是把生产线挪到了海外去,在美国收购了两处纸厂和浆厂,在越南也有生产线。

其发布的2020-2021中期业绩报告显示,营收308.87亿元,同比上涨7.11%;归母净利润40.02亿元,同比上涨75.63%。

建立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并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无论何时都可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在拾荒这条路上,成功者注定是少数。

4

2000-2010年,堪称拾荒行业的黄金十年,然而变故很快发生。

一切早在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里,就埋下了伏笔——没有完整的产业链和成体系的回收制度,这个行业似乎很容易崩溃。

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废品价格一路下跌,以杭州为例,彼时价格坚挺了三四年的塑料瓶,回收价从两三毛钱一个,跌到五分一毛。

不光是塑料瓶,一吨废铁几乎每天都要降价两三百元,回收价格一直很稳定的铜,单价也从每公斤70块钱跌到了40块以下。

原因说来也简单,国内收购的废品,大多用来回收再加工,作为工业材料用于制造业,然后再将成品出口。

金融危机最先影响到底就是对外贸易,一旦外贸缩水,原材料价格一跌再跌,自然会影响到废品回收价格。

与此同时,国际商品期货大跌,收购站的收购商也会随着期货价格,下调收购价。

再加上销售受阻,下游企业的原材料需求量减少,废品流动的速度降低,回收价格自然就出现了下滑。

不少废品收购商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一些一线废品收购人更是直接退出了市场。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结构转型,废品回收价格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过去而回升,反而持续走低。

2015年,我国十大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值为5149.4亿元,同比下降20.1%。其中,废钢铁价格大幅下降,降幅高达36.4%,历史罕见。

制造业去产能,对原料的需求缩减,有的行业减产甚至停产,所以原材料下跌,导致了废品回收价格的下跌。

那几年,钢铁行业持续亏损,各大厂商只能压缩成本来止损。废品回收作为整个产业链中的一个末端,势必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图片来源@正解局

对于这些人来说,仅靠捡破烂,已经无法维持基本的温饱。

各地层出不穷的“破烂王”神话,此时已经破灭。曾经走街串巷,叫着“收旧电视机”的人越来越少,身边的废品回收站也一个接一个关门。

就算是生活节俭的普通市民,平日里喜欢随手捡瓶子的阿姨,面对两分钱一个的价钱,也不怎么动心。

还有的人手里空握着一堆家里收拾出来的废品,但却不知道找谁来处理。

而另一面,城市规划正在加速进行。

2016年夏天,随着非首都功能的疏散,北京82个废品交易集散地陆续被废止,只剩一棵独苗。

不少人要么只能黯然离场,要么只能转战地下。这帮淘金者最终只得退往城市边缘,但能留给他们的利润也越来越少。

并且,推进城市规划政策的除了北京,广州、浙江、江苏等地也纷纷响应,全国各地的拾荒人数量骤减。

“这个行业已经垮了”,除了转行,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生存的压力让他们喘不过气,但社会似乎又很需要他们。

5

2018年1月1日起,我国禁止进口洋垃圾,其中包括废弃塑胶、纸类、炉渣、纺织品等等。

在送交WTO的文件中表示,一般可回收利用的固体垃圾中,还掺杂着不少高污染垃圾和危险垃圾,严重污染环境,所以我们要调整垃圾进口的法律法规,拒收高污染的固体废弃物。

拒收洋垃圾并非一蹴而就:早在2013年,我们就发起过“绿篱专项行动”,加强固体废物监管,遣回不符合标准的“洋垃圾”;2017年3月,“国民利剑”行动再次收紧了对洋垃圾的督查……

那些年里,我们一直是“洋垃圾”进口大国。

过去,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对于能源的需求巨大,而同进口矿石、燃料相比,进口垃圾的性价比显然更高。

对那些出口垃圾的发达国家来说,垃圾回收成本昂贵,出口能节省大量费用,还可以避免污染本国环境。

禁止洋垃圾进口,对于保护我们的环境有很大的好处。

但我们对资源的需求仍然客观存在,因此,发挥自身产业链优势,从内部渠道发力,形成自循环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利用好我们自身的垃圾资源一事,再次成为焦点。

有着“天赋”加成的拾荒者们,似乎是做这件事的不二之选。但垃圾分类的到来,却让他们再次黯然。

拾荒者而言大多排斥垃圾分类,因为垃圾分类后,送到末端的就只剩下不可回收垃圾,对他们来说,这个行业就更加没有价值了。

网约军们接过了接力棒。

2014年起,一家公司在北京东城一小区进行试点,推广APP预约服务。近千户居民成为注册用户,从网上预约回收员,十分方便。

到2017年,东城区已有50个社区在尝试这种服务,平均每个月能够回收各类物资300吨左右。

互联网回收模式,使得废品回收行业改头换面,从之前的无序发展,促进了整个市场向规范化、组织化、规模化发展。

爱回收、帮到家等等平台,都在线上线下展开上门回收业务,同时在人流密集区布置智能化自动回收装置。

互联网垃圾回收模式在一定摸索后,逐渐走上了正轨。

时代的飞速发展和变化,既让玖龙纸业这种顾全大局、眼光长远的企业得到了发展机会,为环保和建设做出了贡献;也让无数拾荒者,逐渐消失在了现代社会里。

其实我们都知道,拾荒者这一人群,正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体现,他们迟早要退场,这是进步,是一种发展。

只是看着飞速发展的工业,多少总会为那些曾经付出了太多的拾荒人感到惋惜。

最近,纸价上涨多次登上热搜,而上涨的不只是纸价。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大宗原材料的价格就在不断上涨,比如铜、铁矿石、原油、纸浆,白糖,棉花等等;今年以来,涨幅更是明显,部分原料材料价格甚至一个月内涨幅达到了20%以上,涨幅令人震惊,而且这种上涨的趋势仍在继续。

可再生资源利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拾荒人已经不在,但他们所承担的功能依然被社会所需要。如何安置这些人,同时找到更好处理垃圾的方式,建立更加完善的产业链,或许可以从过去的成功中吸取经验,也可以从失败的案例中得到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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