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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考古学家记录了全球范围内土壤流失与古代社会的衰退或灭绝之间的关系。在环境史学资料中，也常常可以看到“森林砍伐造成土壤侵蚀，并最终导致文明毁灭”的论点。不过，根据我早期对西北太平洋地区进行的地质学探寻，特别是对陡峭林地的土壤侵蚀的研究来看，如此广泛而严重的土壤流失，不可能仅由林木砍伐造成。
事实上，只有想方设法地杜绝植被复生，才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不禁开始怀疑，农业活动或许是造成这一切的真正罪魁祸首。我们面对的谜题是：是否农业活动在造就了文明的兴起、发展和蔓延的同时，也通过更长期的土壤退化及流失过程，播下了引发社会衰落的种子？
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一切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其兴衰由多种因素决定。但，或许土地的状况——土壤的健康或衰退——直接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健康程度和应变能力。若是果真如此，那么干旱、战争以及经济的瓦解或巨变，仅仅是引发社会崩溃的最后的助推力，而文明的兴衰之路早已由土地状况所决定。
换句话来说，土壤的退化和侵蚀，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某一特殊的事件或情境会导致社会崩溃。地理条件固然重要，却不足以决定社会发展的命运；与地理条件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对待土地资源的态度。当确认了在历史长河中，农业一次又一次地导致土壤侵蚀的事实后，我希望检视这一问题在当今的严重程度。
在古希腊或古罗马时代，没有科学家能够测量农田中土壤侵蚀的速度；但是如今，我们拥有充足的数据，用以检测“农业土壤流失是限制文明寿命的因素”这一假说是否成立。为此，在华盛顿大学的图书馆里待了数个星期，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全世界土壤侵蚀速度和长期景观侵蚀速度的数据。这些记录当代以及更长历史时期土壤侵蚀的数据显示，如果把全球农场侵蚀掉的土壤堆起来，那几乎会和喜马拉雅山一样高。
想象一下：把煎饼般平摊的土地与世界最高峰扯上关系，似乎不可思议。我们虽不在陡峭的地方耕种，却“成功”地把爱荷华州和堪萨斯州转变成了土壤侵蚀程度可与山国尼泊尔相媲美的地区——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在表土层以超过一毫米的年平均速度消失的情况下，只需几个世纪就足以让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表土层消失殆尽。
虽然一毫米的年平均速度听起来并不快，但自然环境中土壤生成的速度比这一速度慢得多。几个世纪的时间，在地质学家看来转瞬即逝；然而，对于再度竞选的政治家、追求下季度利润的公司董事，或者辛苦养家的农民来说，就如同永恒一样漫长。耕犁农田会使土壤易受侵蚀，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被韦斯·杰克逊恰当地称为“农业的原罪”，并为大众所了解。在自然界中，裸露的土地几乎不会出现在林线以下。
想想你曾经走过的草原和森林，那里有多少土壤是裸露的呢？应该几乎没有，或者极少。除去环境本身酸度过高的情况，植被通常会将地表覆盖，其枝叶可以遮挡雨水的冲刷，根茎亦能加固土壤。但裸露的土壤会面临怎样的情况？想想暴雨来临之际，流过新犁过的田地或者施工工地的棕黑色的雨水便知。
使土地在一年之中的某些时间裸露在外，这将大大增加土壤侵蚀的风险。这是因为，不论是风还是雨，其对裸露地表的侵蚀速度，都将是自然侵蚀速度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犁耕农业将土壤剥离地面的速度如此缓慢，因此极少有人会费心将土壤——更不要提水土保持——视为“当务之急”。土壤的形成有赖于生物的参与，而土壤又哺育更多的生命——这概括了过去五亿年间所发生的事情。
植物的进化和生命的兴盛促进了土壤的形成；反之，土壤也孕育了更多、更巨大的植株，这些植株作为食物，又进一步促成更为复杂的动物群落的出现。现代农业出现之前，生物与土壤就一直维持着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在现代农业打破了这种“土壤—生物”关系之后，文明还能维持多久呢？从地质时间维度来看，损害土壤的农业文明纵使发展，也是极为短暂的——没有一种自毁根基的文明能够长久维系。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显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因土壤退化导致农民弃耕的土地面积，已达到当时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据预测，全球人口在本世纪后半叶将再增加七十亿；毫无疑问，这部分面积大于印度的可耕种土地的损失，对保障全球粮食需求有弊无利。
据估算，当今每年全球土壤退化量超过土壤生成量约两百三十亿吨，这相当于每年全球耕地损失1%的存量。以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世界范围的表土层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将消耗殆尽——这种情况就好比一个永远不存款却持续消费的银行账户。可以确定的是，由土壤的消耗和退化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将会在土壤资源完全消耗之前显露出来；这就好像石油价格在供给紧缩后的上涨，在原油消耗完之前，就已经扰动了建立在石油能源基础上的社会。
核心问题是，我们何时才会面对土壤不足以满足人口需求的那一天？在那天到来之前，聪明的做法或许是，进行农业改革以预防危机的发生，并为全球文明的发展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基础。事实上，将“石油峰值”与“土壤峰值”并置而论似乎不大恰当：从全球范围来看，在人类发明犁具时，我们已经处在了“土壤峰值”。尽管如此，我们从那时开始就一直在净耗自然资源。
如今，另一个转折点又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维系粮食供给的最重要资源的消耗，已经成为全球各地的普遍问题。在这个全球社会相互关联的时代，认为区域食物供给问题与世界安全无关的想法无疑是幼稚的。有一个观点，是从上一本书，即描述人与三文鱼关系历史的《鱼王》，延续至本书中的，这便是：紧急事件发生影响的速度越慢，我们试图予以解决的动力越少。
在土壤和三文鱼的两个案例中，“退化”过程缓慢而长久，因而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人们没有对这些问题给予足够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然而，当今全球的土壤和三文鱼困境，也说明了我们过于重视短期投入和回报所带来的后果。长久以来，我们始终未能积极应对导致三文鱼大量减少和土壤严重退化的根本原因。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它也与全球气候变化这类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问题密切相关：逆自然之道而行，可能在短期内有所回报，但从长远来看，则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
如何重新思考传统农业中的智慧，进而找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呢？我们或许可以从改变对土壤的看法开始：土壤不只是用来种植植物的培养基质，它也是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动植物所赖以生存和繁荣的生态系统。具体需要怎样做？一方面，在农业活动中应将土壤视为生态系统，而不是迫使土壤适应人类的技术；另一方面，应正视“化肥和杀虫剂的应用使肥沃的土壤变得贫瘠”这一事实。
人类对杀虫剂、除草剂和化肥的过度依赖，毒化了我们的食物网络的基础，这并非使文明存续的长久之计。寻找更加环保的解决方案，已经变得刻不容缓了。应当如何开始重建与修复农业土壤呢？从公众投资来看，应当支持那些努力配合而非对抗土壤生态系统的研究。
新的农业实践可以包括如下方面：减少对那些造成土壤侵蚀的常规农业的补贴；增加对发展多年生作物以及低投入免耕农业的支持；推广既能固碳又可提高土壤肥力的、增加土壤有机物质含量的实践；采取能够增加小型有机农场可行性的政策，等等。我并非宣扬农业耕作方式应回到前工业时代模式；我们也不需要在可持续农业和满足人口需求之间二选一。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所谓的“替代性农业实践”的产量，并不逊色于常规农业。不论我们怎样解读，重建土壤肥力都会逐渐成为后石油时代（特别是后低价化肥时代）可持续农业生产的重要方面。无声的土壤危机，是本世纪人类面临的最艰巨的挑战之一。如果曾有机会向政策制定者讲起，土壤侵蚀和肥力衰退将会威胁人类未来，或许也不得不听对方讲一通“可能在几十年后影响未来的危机，对今日的政治形势无关紧要”的观点。
但是，覆盖地球表面的那层薄薄的土壤，那层由风化的岩石、死去的动植物、真菌和微生物组成的物质，始终并将永远扮演哺育地球万物生命的“母亲”的角色。土壤，也是所有国家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土壤是否属于“再生资源”，取决于它如何被人类利用。“人类”在拉丁文中叫“homo sapiens”，意为“智者”。若能停止轻视我们的土壤资源的话，人类仍然有机会，让自己配得上“智者”这个名字。
安妮·贝克一次又一次地忍受修改稿铺满餐桌的情形——如果没有她的支持，这本书将永远无法完成。苏珊·拉斯穆森设法寻找那些隐僻的史料，事实证明，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图书馆侦探。波莉·弗里曼、埃德加·布莱克和伊迪丝·格拉德斯通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修改及指导意见，而山姆·弗莱什曼则为这本书找到了一个好归宿。查尔斯·凯宾林格和哈维·格林伯格帮助制作了本书的插图。
结语
感谢华盛顿大学“星期五港实验室”的怀特利中心，他们为完成书稿的收尾工作提供了完美的环境。对众多研究者深怀感激，这本融合多个领域的书得益于他们的研究与发现；将这些资料整理在本书结尾，呈现给有兴趣了解书中内容来源的读者。毫无疑问，个人将对本书中任何无意的错误和疏漏负责。最后需要指出，为追求简洁和叙事性，并未重点关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局的历史及工作细节，而它所做的重要工作关乎我们的未来，理应得到世界更多的关注。